从饮茶文化的起源来说，最早于下午喝茶的民族，应该是以茶文化著称的中国。但是，将下午茶发展为一种既定习俗的是英国人。下午茶多在下午3时到5时半之间，是英国人招待朋友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人们了解英国文化的一种社交方式。人们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品尝茶与甜点，气氛温馨。我们这些在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都不止一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印象极为深刻的一次与剑桥大学NVS活动中心的Alice老师有关。年近八十的Alice老师开车把我们载到距市区约四、五十钟车程的房主家后，我们才发现男主人竟然是被称为“克隆之父”的约翰·格登（John Gurdon）先生，这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约翰·格登是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皇家学院及医学科学院院士。Alice老师的爱人是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的前院长，与格登一家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来自中国的三位老师（桂林科技大学的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骆教授）以及来自日本东京和新加坡的三位学者才有了这次近距离接触大师的机会。
格登先生的庄园面积很大，有三十多个房间，还有一个网球场。下午茶的甜点（三文鱼夹心汉堡片、核桃蛋糕与橙汁海绵蛋糕）都是由他夫人亲手制作的。大家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围桌而坐，相谈甚欢。
格登出生于1933年，当时已83岁高龄。他性格非常谦和，也非常健谈。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来自2012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故乡——潍坊市，他提起2015年刚刚去过四川、云南，也听说过莫言。他对希腊文学非常熟悉，恍惚间我甚至在猜想他学的专业是否为文学。他对汉语的了解也让我非常吃惊。他在纸上写下“岛”，并且解释这个字的意义。旁边来自东京的夫妇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看得出大家对汉语都很感兴趣。
用过茶点后，格登先生带领我们在他家的花园里散步。园里有各种花草树木，那片盛开的鲜花是他春天时播下的种子，那棵枝繁叶茂的高大水杉是他40年前刚搬来时亲手种下的。走过开满睡莲的池塘时，他发现里面有一株杂草，马上蹲下身子伸手去捞。担心他的安全，前面的人挽起了他的腰，我们也效仿一个个接龙。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过的“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最后格登先生成功把那株草拔出，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同行的傅教授曾说，格登先生身为贵族之后，年轻时就能买这样的豪宅，这不足为奇。大家非常想知道的是，身处如此优越的生活环境之中，到底是什么力量驱动着他历尽千辛万苦，痴迷地跋涉在科学研究这条艰辛的路上，并且最终获得诺贝尔奖？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格登先生出生于一个非常有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家中人才辈出，多人在政府部门任要职，母亲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当地的女性教育，父亲为盲人教育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家境优越，格登的学习并非一帆风顺。8岁那年他被送到当地一家私立学校。在智力测试中老师要求他画个橘子，他从树干开始画起（格登认为橘子不会凭空存在，应该挂在树上），老师气得把他的画当场撕掉了，并且说这孩子有点弱智，需要特殊照顾。家长无奈把格登转学到本地另一所学校。正是在这儿，他开始对植物和昆虫产生强烈的兴趣。格登13岁时入读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成为一名寄宿生。在第一个学期学习科学时，因为生物成绩在250名同学中垫底，老师在课程评语中写到“……我知道Gurdon未来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目前的表现来看，这简直太荒谬了……”这份至今保存完好的报告单使他失去了继续学习科学课程的机会。后来，他被安排学习研究古希腊语、拉丁语和现代语言的课程（他的文学积淀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这些课程被认为更适用于不擅长做研究的学生。
格登并没有因此消沉。中学毕业后，格登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开始大学生涯，从经典学转到动物学，随后完成博士课程，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来在日本与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合作，因其在细胞核移植与克隆方面的先驱性研究而知名，于2012年获诺贝尔奖。获奖理由是“发现了成熟的体细胞可以重新分化到多潜性状态”。诺贝尔奖得主只是格登先生众多头衔中的一个。同时，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爵士、皇家学会Copley奖章获得者、美国解剖学会荣誉会员、Lasker基础医学奖的获得者，以及根据其名字命名的研究所Gurdon Institute等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等。
格登先生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他曾倡议学者在特定场合应该知无禁言，相互促进智慧的培育。良好的家风熏陶，虔诚的信仰，对自身工作价值和意义的充分认知，历经挫折仍不懈追求……我想，这或许就是格登先生成功的秘诀吧。